不被看到的“臟活”，必須看到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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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詞典
編輯 : 大寶123
發布 : 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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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都說米師傅是見過世面的人。那一年，見完世面的米蓮分大著肚子從內地回到村里，回來的時候帶著一臺腳踏縫紉機，外加一個又重又白的抽水馬桶。”2023年入選寶珀文學獎決選名單的小說《米蓮分》塑造了一個名叫“黑山”的鄉間宇宙，作家寧不遠筆下的黑山村處在時代變革的前夜，作為故事主人公的米蓮分，是村里難得一見的進過城的女子，她帶回的縫紉機幫村里人提升了衣著品味，費盡周折運來的抽水馬桶象征現代文明。女性、鄉村、文明等諸多概念被置入小說的虛構場域里，其中的矛盾沖突跌宕起伏，但是始終伴隨著米蓮分的是一個扎實的“勞動者”形象，盡管命運對她并不慷慨，當她還是毅然踩著縫紉機面對厄運，在鄉間——這樣一個文明與蒙昧的交界地帶，她成為了黑山村里無可取代的“師傅”。而在特大城市里，似乎沒有人是不可替代。上班的地點附近有一條網紅馬路，路的兩邊種植著高大的梧桐樹，臨街的商鋪富于設計感，是短視頻時代網拍潮人們的最愛。然而讓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型男靚女，也并非裝修考究的各色店鋪，而是一位個性十足的外賣小哥，每天只要留心便能捕捉他引亢高歌的瞬間，有時是崔健，有時是周華健。大多數往來于此的“騎手”，都像上海的其他同行那般，行色匆匆、沉默不語，唯獨這位飛馳的男子，不羈的姿態讓他成為那條街上、那一瞬間的主角。“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發自內心地喜歡送快遞。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見的。反正我和我認識的快遞員都不是那種人。”打工人胡安焉如是寫道。這位來自“底層”的素人寫作者，在2023年的各大非虛構榜單上名列前茅。20年，19份工作，輾轉于中國各大核心都市圈，干過便利店收銀員、服裝店導購、快遞分揀、保安……如果“打工”這個詞的內涵仍舊是這些純粹的勞動力崗位，那么他是事實上的打工專家，因此，“素人”僅僅是文學圈的一種矜持，不必是這位出色寫作者的標簽。《我在北京送快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的真誠，他絲毫不回避各種工作中的負面情緒。相當耐心地將國人習以為常的快遞業務，拆解開來，用自己的親身工作經驗來解釋這一工作中的基本倫理、工作流程以及成本計算，胡安焉的實誠讓公眾似乎也快忘了，快遞行業的勃興也就是這十多年的事，而他自身的工作流轉與取舍，好似這一行當也已經在飛速的擴張中達到了飽和，無論送貨的人還是收貨的人，都陷入一種精神上的疲勞，彼此充滿了隔膜，偶有一絲人性流露立刻會被客服投訴的壓力拉回現實。每一個被固定在崗位上的齒輪，都需要精密地運行，才能確保體系的穩定，創造價值的同時，維護城市便利性的聲譽。雖說他長時間奔波于京城的各個小區，但也只有在確認遣散消息之后，才會松下緊繃的神經，細細端詳這條熟悉到發指的送貨路徑，也有了閑情逸致坐在舒適的商場里，觀察依舊忙碌的同行——“我不再把自己看作一個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一旦達不到額定產出值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快遞——實實在在的也是一份“青春飯”，它需要你有良好的身體素質，一定的計算能力，不錯的口才，在胡安焉的表述里，甚至還需要一些運氣。特大城市的物流終端里，這些年輕人如同終年勞作的工蜂，作為消費者，有時也會察覺熟悉的快遞員突然消失，但隨即就會被新面孔所填補。勞動者自述的可能是《我在北京送快遞》值得我們思索的一個維度，當文字的生產不再被識字率所限制，當傳播思想的渠道不再囿于門檻頗高的傳統出版業，這種來自一線的文學形式，是對純文學圖景的巨大增益，亦是對一部分空洞的報告文學無形的鞭策。年輕的打工者可以通過網絡為公眾分享自己的故事，而年老的那些打工人則需要另一種途徑被人“發現”。無論從作品的完成度，以及作者本人為此所做出的努力來評價，《我的母親做保潔》都堪稱是值得一讀的非虛構作品。作者張小滿記錄了母親春香從商洛到深圳的打工歷程，并且將其母親周遭的一眾年老打工人記錄成文，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位之前和文學并無瓜葛的作者貢獻了一部分量十足的優秀作品。母親春香的文化程度有限，但她始終相信知識、文化是改變人生的唯一通道。供養一雙子女讀大學，對于一個農村家庭的壓力不言而喻。在來深圳之前，張小滿的母親已經擁有了豐富的打工經驗，能燒大鍋飯，也能到礦井幫工。也正因此，春香在乘坐電梯穿梭于深圳各大商場、寫字樓時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同構，雖然這些華麗的電梯比早先礦洞井坑升降機更為安全明亮，但置于高樓大廈間的白領們與一臉煤灰的礦工并無二致。相較于快遞從業者的奔波之苦，保潔們所面對的是繁重的清潔任務以及狀況百出的污穢場景。保潔員、保潔公司經理、商場物業、入駐企業，所有關于保潔周遭的要素被盡數囊括在“老年春香在深圳的打工漂流”里，供人檢閱、議論。“外包用工的模式幾乎可以應用到深圳的每一個大型商場，每一個‘美麗’的公園，每一棟高檔的寫字樓。深圳幾乎所有的保潔和綠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歲左右的老年人承擔起的，他們來自廣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陜西……如果有心留意，會發現，他們是如此龐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視的一個群體。”母親春香的口述，以及張小滿自發的觀察記錄，精簡為一座特大城市的“面子”與“里子”再合適不過。然而，在翔實地道盡老年保潔群體困境的同時，張小滿和母親也共同承認了大都市先行運行準則的合理性，一方面老年勞動者是最不被重視的群體，但是特大城市所擁有的是鄉間、小城市所不具備的包容性。只要能夠充當勞動力，在深圳你總能找一份工作，無論你的目的是供養子女抑或是自己的養老金。而在《臟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中作者埃亞勒·普雷斯則系統地闡釋了現代社會中，“臟活”的必要性，以及這種必要性對從業人員的傷害。美國是肉類消費大國，而與之配套的屠宰行業規模也是世界一流，超市里品類繁多的肉類制品背后是被大量“異化”的屠宰工人們，他們的權益不被保證，他們經常淪為資本家改革的犧牲品，他們的健康狀況無人在意。曾經切肉是上流社會社交活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來人們慢慢覺得觀看血腥的切肉是令人難堪的事情，但肉還是要吃的，所以難堪與血腥就需要被“置于幕后”。普雷斯從屠宰業的情景出發，最終延伸到反恐戰爭中隔著熒幕操縱無人機轟炸的美國士兵，達成了一種對美國各個行業里“臟活”的合圍，也非常系統地向我們傳遞了一種基于普遍人性的觀點——“不看惡，不說惡”。如果我們不去“看見”，似乎也就沒有什么影響。春香們像是深圳們的“影子人”（shadow people），從鄉間跋涉而來的他們，很快就被都市的倫理馴化，現代性的震驚消退的同時，春香甚至有點后悔沒有早來深圳闖蕩，因為她認為“這里的機會更多”。小說《米蓮分》中寫道，逐漸長大的少女秀寶不愿屈從父母的安排，想要離開黑山村，孤立無援的她唯一想到的求助手段就是去找米蓮分，米裁縫。在秀寶的眼中，米師傅是村里唯一有“出奔”經驗的前輩，在明確了少女出逃的決心之后，米蓮分幫助了她，好像幫助年少時的自己。少女秀寶毅然離開了故鄉，擁抱現代文明，即使不知道要付出怎樣的代價。秀寶的母親在得知此事之后，大鬧裁縫鋪，怒斥米蓮分多管閑事，可讀者分明從她的憤怒里讀出了感激。春香的含辛茹苦、四處打工，其樸素的愿望也是供養兒女拿到大學文憑，借此改變困于閉塞鄉村的命運。胡安焉筆下的工作經歷，激發了一大批“社畜”的共鳴，引發了人們對于快遞員境況的真切關注。我們觀看的“他們”，通過社會運轉的機制，從棱鏡中折射出身處于各行各業的“我們”。對于文明的渴望，對于進步的希冀，讓“我們”必須看到“他們”，也必須用寬容去填充理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