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本末倒置，錯將雪恥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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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大寶123
發布 :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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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這場官方投資巨大、轟轟烈烈持續了幾十年的改革，為什么終點竟然會是辛亥革命呢？歷史研究者諶旭彬在新書《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中，聚焦于晚清改革和轉型，在51年間選取了51樁與改革有關的事情。他認為，當時其實很難找到一個真正能夠引領時代進行轉型的領袖人物。慈禧太后作為最高權力的掌握者，只支持引進器物與技術層面的改革，不支持制度層面改革，更不支持從皇權時代向民權時代的轉型，最后變成了改革的阻力，也導致了晚清改革走向失敗。光緒帝學英語、讀西學，想設集體決策機制第一財經：晚清改革有許多階段。你在講1896年的歷史時，用了“甲午后改革”的說法，這個提法相對比較陌生。為什么專門提這段改革歷史？諶旭彬：“甲午后改革”這個詞是我自造的。以往關于晚清改革的敘述很少講到光緒皇帝，不太講他在改革中起了什么作用，擔當了怎樣的角色，至多在講戊戌變法時提一提。總體來說，是把光緒皇帝視為一個無足輕重的背景人物。其實光緒皇帝在晚清改革的脈絡中很重要。中法戰爭因為種種原因，以不賠款、不割地的方式簽訂和約而結束，慈禧太后認為洋務運動改革成功了，愛新覺羅的江山已經坐穩，對改革的支持力度也開始放緩，改革慢慢陷入停滯狀態。停滯的后果非常嚴重，1894年甲午戰爭清軍慘敗給了日軍。于是甲午戰爭后就出現兩種聲音，一種聲音要求重啟洋務改革，另一種聲音則要求深化改革。支持重啟改革的人是慈禧太后，想要深化改革的核心人物便是光緒皇帝。和傳統帝王不一樣，光緒皇帝有特殊的知識結構。首先他學英語，對英語很有熱情，還一度想要舉辦宴會，在各國駐華使節面前用英語發表演講。其次他看了許多西學著作，尤其喜歡看來華傳教士創辦的廣學會出版的著作，以及廣學會的機關刊物《萬國公報》。廣學會的作者在《萬國公報》上發表了很多文章，批評洋務改革只引進器械與技術，沒有將改革深化到制度層面，認為這樣的改革無法長久，不會成功。因此，光緒皇帝在甲午戰爭后有很多想法。他從1896年起，嘗試著推行了許多改革。我把這些改革稱作“甲午后改革”。可是，十萬新軍計劃、財政整頓計劃，還有京師大學堂計劃，都沒有得到慈禧太后的有力支持，全部都流產了。在慈禧太后看來，改革深入到制度層面有危險，會動搖大清的國本。比如慈禧太后反對廢除科舉，理由是科舉制度雖然不能造就人才，但可以引導讀書人去讀四書五經，養成忠君尊孔的心性，這樣就可以為愛新覺羅的家天下維系人心。光緒皇帝希望廢除科舉，讓大家都去上新式學堂，那大清的天下人心怎么維系？第一財經：光緒皇帝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時間非常短暫，背后始終還站著慈禧太后，你怎么評價他的改革？諶旭彬：我認為，晚清改革的正確方向應該是兩個。一是國際層面，要與國際主流社會接軌，要進入國際法體系當中。二是國內層面，要從皇權時代轉型到民權時代。與之前高度仇洋的咸豐皇帝、同治皇帝不同，光緒皇帝愿意了解洋人，也知道怎樣跟洋人相處，比如他很樂意跟洋人行握手禮，他的老師翁同龢就非常生氣，覺得皇上接見洋人，不讓洋人跪拜也就算了，還主動跟洋人握手，實在有損大清體統。但是光緒皇帝覺得很正常，他能夠擺脫華夷秩序的舊觀念，也愿意跟世界接軌。那么，光緒皇帝能不能完成從皇權時代向民權時代的轉型？我覺得他做不到，也沒有這樣的意識和動力。戊戌變法時，他有許多制度改革層面的主張，比如想效仿德國與日本，去改革官僚機構，在中央設立制度局或者懋勤殿，使得最高決策不再由老太后一個人說了算，而改由一個包括光緒皇帝、朝廷重臣在內的集體來做決策，國家的重要政務方面的決定全部由這個高級決策團隊做出，再交給下面的官僚集團去執行，這相當于是要從根上改變清帝國的高層決策機制，是很重大的制度變革。光緒皇帝也想改革科舉制度、改革軍隊制度。但這些改革主張，總體來看都與走向民權時代沒有多少關系。所以我覺得光緒皇帝不是一個能夠引領中國從皇權時代進入民權時代的人物。光緒皇帝的改革，比較類似俄國的彼得大帝改革。晚清改革很難找到真正能引領時代轉型的領袖人物第一財經：在你看來，晚清改革真正應該做的是什么？書中多次提到當時統治和精英階層里，很多人見識粗陋，盲目自大。諶旭彬：晚清多數精英階層封閉無知，嚴格來講，其實是清帝國自己造就的惡果。舉個例子，康熙皇帝當年親自下場論證“西學源于中學”，將這個結論變成不容挑戰的圣諭。然后這個結論在清帝國讀書人當中流傳了上百年，沒有人敢質疑，閉關鎖國的狀態下也不會有新鮮的信息傳播進來對其造成沖擊，其結果就是到了同治年間，“西學源于中學”已經變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常識”，導致上層啟動改革時，下面的讀書人阻力非常大，他們受了百余年的愚民教育，普遍覺得洋人的東西不值一提，向洋人學習有失體統。回到晚清改革這個話題，我覺得真正要做的是把握住改革的方向。下面有阻力不可怕，慢慢開化就會好起來。比如說大學士李鴻藻，他本是清流，很反對改革，對大清的政治文化有著很盲目的自信。可是，自從恭親王奕訢讓他進入總理衙門之后，因為經常接觸洋務，李鴻藻很快就變成了改革者。還有醇親王奕譞，最開始也是高聲叫嚷，要發動民眾將洋人全趕走全殺光。可是在奕訢被排擠出權力中樞后，慈禧讓奕譞到總理衙門做事，他天天跟洋務打交道，變成了最支持李鴻章改革的人。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改革啟動時有很多思想頑固、見識淺薄之人，不用怕，只要改革的方向把握住了，事情會慢慢好轉。改革難就難在方向把握不住。晚清改革就是這樣，慈禧太后作為最高權力的掌握者，只支持引進器物與技術層面的改革，不支持制度層面改革，更不支持從皇權時代向民權時代的轉型，最后變成了改革的阻力，也導致了晚清改革走向失敗。第一財經：這就回到對改革者的要求了，一定要超越時代、立場堅定、高瞻遠矚。諶旭彬：我認為改革者得明白世界大勢，明白世界的發展潮流是什么樣子。遺憾的是慈禧太后并不明白這些。她識字不多，批閱奏折時經常寫錯別字，但很愛學習，與慈安太后聯合奕訢發動政變掌權后，曾讓人給自己講解《帝鑒圖說》這類書籍——《帝鑒圖說》是明朝宰輔張居正為教育年幼的萬歷皇帝而寫的“帝王教科書”。如果不是遇到晚清這樣的大變局，也許慈禧太后在歷史上能夠留下很好的名聲。可她偏偏處在這樣一個關鍵時代。這個時代面臨的問題，遠不是《帝鑒圖說》這類讀物里的知識可以應對的。庚子年間，慈禧太后走投無路后，去請五臺山的和尚施法，來對抗八國聯軍，更是徹底暴露了她的知識結構非常糟糕，遠遠落后于時代，給國家和民眾帶來了巨大災難。其實不止慈禧太后是這樣。我們看晚清改革，其實很難找到一個真正能夠引領時代進行轉型的領袖人物。李鴻章可能是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但他的身份是地方督撫，勢力最盛時也不過是北洋大臣，盡管對改革有很大的發言權，但并沒有真正進入到中央決策機制當中。慈禧死后，晚清改革的掌舵者變成了攝政王載灃，然后很快又落在了袁世凱手中，袁世凱成了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承擔起了時代轉型的重任。他的見識雖然勝過慈禧太后甚多，但仍遠遠落后于同時代的主流世界，這一點從袁世凱的大總統就職宣誓詞里能夠看得很清楚。宣誓詞完全沒有提及自己作為大總統對國民有何承諾，只是反反復復在訓誡、教育民眾，要求民眾必須遵守這個服從那個，明顯仍是帝制時代的“牧民思維”在發作。從這份就職宣誓詞來看，袁世凱后來恢復帝制，是他的認知決定了會走那樣一條路。睜眼看世界遠遠不夠，還要正眼看世界第一財經：確實，帝制時代國家走向和君主個人能力有很大關系。道光皇帝的幾個皇子里，奕訢是有能力的，但最后沒被立為太子。你在寫洋務運動時，講了很多他如何改革，看了還是比較令人感慨。雖然歷史不能假設，還是忍不住會想，要是奕訢做皇帝，晚清歷史是不是不一樣？諶旭彬：我并不認為讓奕訢來做皇帝會改變什么。我是這樣理解的，首先，奕訢最初也是對外強硬派，很仇視洋人，跟咸豐皇帝的對外立場沒有太大的差別。其次，他后來成為洋務改革的領袖人物，既是因緣際會，也與他的地位有關。如果奕訢處在咸豐皇帝的位置，代表著清帝國的最高權力，做出的決策是很難自我否定的，按當時清帝國的機制，也沒有人能夠對他的決策失誤進行問責。總理衙門是晚清改革的中樞，但不是最高權力所在，總理衙門做了錯事可以修正，可以有糾錯機制。奕訢在改革過程中，也確實在不斷修正自己的主張，向著越來越親近西學的立場轉變。后來奕訢被驅逐出了總理衙門，晚清改革的中樞逐漸轉移到了慈禧太后那里，最高權力與改革中樞重合，糾錯機制就開始失靈了。庚子之變后，地方督撫和改革派士紳主張變更高層決策機制，設立責任內閣，原因便在這里。有了責任內閣，糾錯機制就可以發揮作用，可以通過內閣辭職、內閣任期結束等方式，修正改革中出現的政策偏差。此外，我也不認為恭親王奕訢在才干上就一定勝過他的兄弟咸豐皇帝。制度更重要，制度決定了一個人的才干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發揮，也決定了一個人的錯誤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抑制。而且，就晚清改革的教訓而言，我認為改革掌舵者能力平庸一點，或者說政治手腕不高，都不是很要緊的事，只要見識夠便好。見識夠了，才有可能把握住改革的正確方向。只是這樣的人物，在晚清都很難找到。有見識者往往不在其位，在其位者又往往見識不足。這也是我評價轉型時代歷史人物的基本標準，看他引領時代往哪個方向走。對近代政治人物，有這條標準就夠了，其余不必用現代標準去苛責。第一財經：晚清改革的歷史教訓是什么？諶旭彬：教訓當然很多。我覺得有三點特別重要，也是我最想講的。首先，不能搞愚民政策，前面也講了，愚民政策一開始可能確實有助于維護清廷的專制統治，也確實能給清帝國的知識分子“打雞血”，增加他們“天朝上國”的榮耀感，增加他們的向心力。但到了晚清改革的大變局時代，這些人立刻就變成了改革的阻力，非常不利于國家轉型。其次，睜眼看世界遠遠不夠，還要正眼看世界。晚清不是沒有睜開眼看世界的人，也派了很多使節出國，但很多人回來后會變成“兩面人”。他們在私人日記里講外國的東西很好，到了公開場合又會對這些東西實施痛批。為什么會到處都是“兩面人”？因為時代氛圍很壞，沒有包容性。郭嵩燾就是這種遭遇，他去歐洲做使節，看到歐洲文明的實情，將之寫在日記里，交給總理衙門印刷出版，然后就被輿論集體咒罵為“漢奸”。在當時，郭嵩燾的遭遇不是個案，而是一種現象。因為教科書的緣故，很多人都知道魏源，他被譽為晚清“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是，魏源并沒有真正做到“正眼看世界”。他編撰的《海國圖志》里，有很多道聽途說的內容。比如書中說傳教士來中國辦慈幼院，然后會拿小刀挖取兒童的眼睛拿去煉銀，這就是謠言。深究起來，這個謠言從明代就開始流傳，魏源在編書過程中沒有去做考證，只是看到許多資料這樣寫，就也寫進了《海國圖志》。因為號召“師夷長技以制夷”，《海國圖志》這本書在晚清流傳很廣，這段謠言后來還釀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1891年“長江教案”期間，歐美各國駐華使節拿著《海國圖志》里的內容去跟清廷交涉，說很多參與焚燒教堂者是受了書中這段謠言的誤導。從晚明到晚清，200多年過去了，這么大一個謠言，始終沒得到知識界的澄清。細思起來，真是一個很可怕的問題。至少說明這200多年間，整個知識界正眼看世界、求真務實的風氣非常弱。當然不是說沒人知道真相，只是時代氛圍不支持他們講真話，輿論環境與知識環境都很糟糕。第三個教訓是改革的目標要長遠。細讀晚清時期與改革相關的各種奏折，可以看到慈禧太后、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也包括后來的袁世凱，他們眼中的改革目標始終只有一個，那就是洗雪“庚申之變”的恥辱——洋人把京城攻陷了，咸豐皇帝逃到熱河死在了那里，這個恥辱必須通過改革來洗刷，“師夷長技”的目的是再度制服“夷人”，恢復天朝上國的榮光。除此之外，沒有提出更高的改革的目標。當然不是說不能有雪恥意識，但作為一場千年未有之變局下的改革，其目標不能僅限于此，不能將融入主流世界、引進先進的器物與制度，全部劣化為雪恥的手段。改革應該有更高的目標，應該致力于增加國民的福祉，應該致力于讓國家轉型為更先進、更文明的政治實體，而非本末倒置。《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諶旭彬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版